1943年3月,张德能晋升为第四军军长,并不久后接管了新成立的野炮营,使得第四军的整体战斗力显著提升。这一变动对张德能个人以及他的军队来说都是一次巨大的提升和变革。在此时,张德能作为粤军的资深将领,深得薛岳的信任与器重,与过去那种自负的态度相比,他变得更加谦虚务实。尽管战区参谋长时常发号施令,张德能却不再像过去那样忽视或轻视命令,他已经不再是那个曾自视过高的年轻军官,而是变得更加稳重。
到了1944年5月,板垣已经被日本军方任命为华中派遣军总司令,随即他指挥关东军调往南方,和驻扎在赣北、鄂南以及湘北的日军汇合,组成了一支超过20万人的庞大军事力量。此外,日军还调集了大量的航空兵力和重型装备,以便支援他们的地面部队展开对长沙的第四次进攻。
展开剩余85%5月6日,蒋介石通过电报将日军的动向通知薛岳,告诫他要时刻警惕,并指示加强长沙及其周边的防御工事。电报中,蒋介石特别提到:“日军从赣州开始,向株洲与衡阳进攻的情报已十分明确,务必加强防备,尽快完成防线建设,以防万一。” 这让薛岳倍感压力,并做好了充分的防守准备。
5月14日,蒋介石再次发来电报,明确要求薛岳:敌军突破平汉线后,必定会继续向粤汉铁路进发,企图打通南北交通线以增强战略优势,因此必须积极作出准备,确保各项战备工作到位。随后,日军的进攻步伐进一步加快,5月27日,板垣指挥的日军开始分三路出击,向长沙进发。
在接到蒋介石的警告后,薛岳原本计划根据经验进行应对,他认为鉴于之前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日军的这次进攻不过是一次威胁,因此未能做出充分的作战部署。他简单地按照第三次长沙会战的作战计划进行了部署。至于战区内其他战术安排,薛岳对此抱有较大的信心,没有做出特别的调整。
然而,5月30日,日军突破了第116师团的防线后,强行渡过新墙河,接连突破了川军的防守阵地,快速推进至汨罗江北岸。紧接着,5月31日,日军在炮兵与工兵的协作下,成功渡过汨罗江。两天的激战后,日军终于完成了过江,进攻的势头愈加猛烈。
就在此时,蒋介石再次发布了明确的指令,要求第10军坚决守住衡阳,并要求第2军驻守株洲和渌口,以确保湘江的交通线不受阻碍。6月3日,蒋介石更是强调,这场战争关乎国家的生死存亡,军人必须全力以赴,坚守阵地,不得擅自撤退,违者将依法处置。
6月4日,日军再度发动猛攻,突破了汨罗江防线,迅速向长沙推进,6月8日,日军已占领铜官,接着又占领了永安市并渡过浏阳河,逐渐逼近长沙。随着日军步步逼近,长沙逐渐被合围,国军防线开始动摇。
在长沙即将陷落之前,薛岳已经提前撤离,留下张德能指挥守卫长沙。薛岳选择将指挥所迁至岳麓山,而后在敌军围攻明朗化后,又转移至长沙南面的朱亭,准备等待第四次长沙会战的到来。然而,薛岳在离开时并未明确指示谁负责长沙的防守,这导致了一个严重的指挥混乱。张德能和赵子立分别在各自负责的领域内行动,而炮兵指挥官王若卿也未能有效协调作战。炮兵部队在配置重炮和防守炮火时产生了分歧,最终,炮兵将长程重炮部署在岳麓山,而近距离火炮则驻守在长沙城附近。
张德能负责守卫长沙的布置也存在诸多争议。尽管他根据薛岳的指示将第59师和第102师部署在长沙城区,但由于兵力不足且战术安排有误,守卫工作并未形成有效合力。与此同时,他还采取了破坏交通、淹没农田等防御措施,企图遏制日军的装甲部队进攻。然而,最终这仅是纸上谈兵。
随着日军对长沙城外围阵地的强攻,尤其是对岳麓山阵地的进攻,长沙守军的防线逐渐崩溃。张德能在此关键时刻决定将一部分兵力转移至岳麓山,与赵子立实施协调防守。傍晚时分,张德能打电话给赵子立,告知他长沙无法坚守,打算将主力转移至岳麓山。赵子立震惊之余尝试劝阻,但张德能坚持自己的判断,并迅速将部队调动。
然而,张德能的调度迟疑且混乱,未能实现有效的兵力整合。在日军的猛烈炮火下,长沙守军失去了岳麓山的支援,成为了敌军炮火的靶子,最终被迫撤退。随着日军对长沙外围的猛烈进攻,张德能所指挥的部队遭遇了极大的损失,约5000人死于溃逃过程,而武器装备几乎全数损毁,步枪、机枪等武器损失严重。
当张德能清晨醒来时,已见到自己的部队正朝衡阳方向溃逃。愤怒的他拿起手枪,威胁部队重新集结,但面对恐慌的士兵,他的命令并未起到任何作用。最终,张德能随同溃散的部队一起逃离长沙,而他原本守卫的岳麓山阵地也完全落入日军之手,所有重炮被敌军缴获。
长沙在失守仅三小时后,日军迅速占领了这座城市。随即,张德能被蒋介石召回重庆,遭到严厉责骂并迅速被关押。蒋介石决定追究长沙失守的责任,经过简单的询问后,张德能被指责为失职并最终被判处死刑,年仅45岁。
然而,究竟是否真如蒋介石所说,张德能因长沙失守才成为替罪羊?事实上,张德能在整个长沙战役中的角色与其被定罪的罪名存在许多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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