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道的乱是中医乱之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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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近代以来的中国学问从来是有术无学，这和中国人抛弃了自己的“方法的方法”有很大关系，方法、逻辑是一切研究的基础，是一切发明和创造的原动力，是撬动整个地球的支点。
中医的“方法的方法”就是中医的医道。中医的医道不仅是人之医道，更是天之医道。《素问·灵兰秘典论》称医之道“精光之道，大圣之业”，说明医道绝非仅仅为一种医疗技术而已。《灵枢·病传》篇云：“道，昭乎其如日醒，窘乎其如夜瞑，能被而服之，神与俱成，毕将服之，神自得之。”“何谓日醒？歧伯曰：明于阴阳，如惑之解，如醉之醒。”这说明医道已经近乎道家之道了。那么医道如今又在哪里呢？
在传统中医学理论中，阴阳五行学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是中医学在理论形态上形成特殊性的表现之一，也是在近代引起争议最多的问题之一。重新审视中医学，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传统中医理论认为的五行是指“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又称“五材”，故《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有“天生五材，民可用之，废一不可”的说法。到了春秋时期，人们认识到五行是构成万物的五种物质元素了。
如《国语·郑语》提出“和实生物”的观点，“实”即指“木、火、土、金、水”，即五行。《云笈七签》吸收了阴阳五行思想、根据“六气本一、化生有万”的理论，阐述了气与五行的关系，谓“一含五气，为水、为火、为木、为金、为土”，“元气分而为五行、五行归于一气”。
可见，五行的物质基础是气，气是构成五行的物质基础，气的运动变化，形成了五行。《白虎通》曰：“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言行者，欲言为天行气之义也。”意即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元素是由气的运动变化而成。如此，将五行多元物质概念、结构概念统一于气一元论的单一的物质概念之中。
实际上，在《黄帝内经》和《易传》中，已将阴阳五行与日月五星的运行紧密联系在一起了，即赋予了阴阳五行以天象机制的本源性机制与内函。阴阳五行是通过“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知人事”的研究方法，揭示出的自然界一年之中日月五星之气的运动变化规律。
《郑玄洪范注》“行者，（五星）顺天行气也。”汉代《白虎通·五行篇》说：“言行者，欲言为天行气之义也。”汉代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里说得更清楚：“天地之气，合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行者，其行不同，故为五行。比相生而间相胜也。”
显然是说，阴阳五行是指天地日月五星之气的运行，有了阴阳，才有了四季，有了四季，才有了五行，之所以用“行”字，是因为太阳系中行星之气的运行方式不同。
如《易传·系辞下》形象地所云：“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说的“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暑湿燥风”，也是把四季和五行联系起来的。
因此在《黄帝内经》里，又把五行叫作“五运”（五运实为五行的黄赤坐标系在地平坐标系的平面投影），如《素问·天元纪大论》说：“天有五行御五位，以生寒暑湿燥风；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思忧恐。论言五运相袭而皆治之，终朞之日，周而复始”，“夫五运阴阳者，天地之道也……可不通乎！”都在指示着，阴阳五行与决定四时季节的太阳系日月五星的宇宙发生着关系。
凡是有点天体运行常识的人，都会知道日月阴阳，五星五行的天人感应效应。
古人是用“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知人事”的方法来研究太阳系天体与人体的关系。由于地球的自转和公转，使生活在北半球的华夏先人，在傍晚仰望星空时，很容易观察到北斗七星的周日视运动和周年视运动。
就周年视运动而论，当北斗七星的斗柄在傍晚时分指向东方时，地面上则是春季；指向南方时，则为夏季；指向西方时，则为秋季；指向北方时，则为冬季，这就是四方和四季相对应的来历。
东汉张仲景著《伤寒论·伤寒例》中，就有“四时八节二十四气七十二候决病法”，记述了斗柄指向和四季、八个大节(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冬至、夏至、春分、秋分)、二十四气以及七十二候的关系。可见以观察北斗七星斗柄的指向，来确定四季和节气的方法，是由来已久而且也是很精确的，这在《伤寒论》中称之为“斗历”。
伴随着天空的斗转星移、日月轮替、五星更迭、顺逆远近动静等等古天文学中的天体运行规律，伴生着地面上春、夏、长夏、秋、冬季节的更替。大自然的气机进行着展放、上升、平稳、内收、潜降这样有序的运动和变化，古人根据五星的顺逆远近动静，分别用木、火、土、金、水来代表它们的运动特性，这就叫五星的五行。
可见，季节冷暖、燥湿风雨更替的决定因素，乃和地球绕太阳公转时地球到太阳距离的周期性变化、五星顺逆远近动静等天文因素相关，并不取决于北斗七星斗柄的指向，斗柄指向只不过是观察天象的参照坐标系而已，但却是五星五行、日月阴阳的定量计算的关键核心内容之一。
《素问‧天元纪大论》说：“夫五运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可不通乎！”把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并列起来，都看成是化育生命的本源。
《伤寒杂病论》说：“夫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有五脏，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可见古人显然没有把五行当作地球上的五种具体材料、物质或元素，而把五行看成是化育和支配万事万物的气的运动规律，甚至称其为“五常”，也可以理解成为五种“力”或“场”。这种“力”或“场”的存在状态，犹如电磁波、引力场等等，万物“日用而不知”。
《素问·气交变大论》云：“岐伯曰：以道留久，逆守而小，是谓省下。以道而去，去而速来，曲而过之，是谓省遗过也。久留而环，或离或附，是谓议灾，与其德也。应近则小，应远则大。芒而大，倍常之一，其化甚，大常之二，其告即也；小常之一，其化减；小常之二，是谓临视，省下之过与其德也，德者福之，过者伐之。是以象之见也，高而远则小，下而近则大，故大则喜怒迩，小则祸福远。岁运太过，则运星北越。运气相得，则各行以道。故岁运太过，畏星失色，而兼其母；不及则色兼其所不胜。肖者瞿瞿，莫知其妙，阂阂之当，孰者为良，妄行无征，示畏侯王。”
这段话是关于天体星辰的变化及其与地面气化及物化现象之间的关系，总结其变化的规律。由于古人十分重视天文异象的观察，说明了天体运行的异象与地球上一些物候、证候、气候的异常变化密切相关。详见作者的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的《古中医天文学·无极之镜》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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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一个表达知识论难题的故事说，一个人在路灯下寻找遗失的东西，理由是路灯下是惟一能够看得清楚的地方。这个故事并不愚蠢，但是假如进一步以为凡是在路灯下所能够找到的东西就是要找的东西或者能够代替要找的东西，问题就严重了。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关于认知的问题，路灯所能照到的地方是我们可认知的范围，而路灯之外是超出我们的认知范围的地方。由于我们只能在看得见的范围找物，所以我们只能在认知范围内解决问题，而不顾我们要解决问题的答案可能不在我们的可见范围之内。
问题是，我们找东西只能在看得见的地方找吗？人的感觉不仅仅有视觉，还有嗅觉、触觉、听觉和直觉、超视觉的人体物理手段等等，这些感觉同样可以找东西，只是在路灯下视觉更有小优势而已。在路灯照不到的地方，视觉优势将不复存在。事实上，路灯照不到的地方才更加广阔。科学研究发现，宇宙中的可见物只占4%，而暗物质和暗能量则有96%。对于中医、阴阳五行等等来说，同样如此逻辑。
证实与证伪同样重要。证实是必要条件，证伪是充分条件，即证实又证伪是充要条件。不能证实，但也不能证伪的事物，就不能说是假的、伪的。
【三】
自1879年，浙江儒学保守派人士俞樾发表《废医论》，最早，也最明确地提出了废除中医中药的主张。继之，在我国陆续形成了三种不同的对待中医中药的态度。以汪大燮为代表的一派，主张“废除中医中药”；以余云岫先生为代表的一派，主张“废医存药”；以周雪樵为代表的“《医学报》派”，主张对中医进行改良，即推行中医科学化。在知识界的名流中，主张废除中医中药的居多，其中包括严复、蔡元培、章太炎、梁启超、陈独秀、鲁迅、张东荪、蒋梦麟、丁文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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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的那些知名文人、社会精英们，几乎对阴阳五行、对中医都没有什么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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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 梁启超严复（1854-1921年）、梁启超（1873-1929年）虽然没有留学日本的经历，但对日本明治维新中废除汉医的做法极为认同，他们都曾有否定阴阳五行的论说。
1898年，慈禧太后发动北京政变，疯狂捕杀“新党”，戊戌变法失败，“钦犯”梁启超在日本公使林权助的帮助下，逃亡到日本。为避耳目，梁启超改取日本名字吉田晋，并很快学会了日语。
梁启超在日本一待就是13年。这期间，梁启超和日本政商两界人士交往密切，大量阅读日本学者译著的西方欧美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社会学等书籍。梁启超曾不止一次的对日本友人说，日本是他的第二故乡。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梁启超带着“天若佑中国，我行岂徒然”的豪情返回国内。下榻的第一站，就是日本驻奉天（今沈阳）领事馆，可见梁启超与日本人的关系非同一般。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就出生在日本，13岁时才回国。
梁启超将阴阳五行同时否定。他在《阴阳五行说之来历》一文中率先发难，认为“阴阳五行说为二千年来迷信之大本营，直至今日在社会上犹有莫大势力，今当辞而辟之。”
对汉代以后的阴阳五行说，梁启超尤为痛绝，指出医家经典深受其害，“吾辈生死关系之医药，皆此种观念之产物！”他估算《内经》中沾染阴阳五行气息的内容占全书四分之一，因此责难“学术界之耻辱，莫此为甚矣！”
梁启超在1926年被西医误诊而错摘肾脏，成为中医反击西医的茶余饭后的谈资。徐志摩为此在《我们病了怎么办》的文章中，调侃西医所谓的“科学精神”，原来是“拿病人当标本看”，并要求协和医院“能给我们一个相当的解说，让我们外行借此长长见识也是好的！要不然我们此后岂不个个都得踌躇着：我们病了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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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此文，鲁迅则立即发表言辞尖酸的《马上日记》反击：“自从西医割掉了梁启超的一个腰子以后，责难之声就风起云涌了，连对于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学家也都'仗义执言’。”
而在一片谴责声中，当时犹在病床上的梁启超为了维护西医的声誉，仍带病撰文，希望人们不要为了个别病例误诊而全面否定西医的科学性。梁启超向来否定中医、推崇西医在思想界是出名的，他甚至不惜回避自己被西医割错肾的遭遇，为西医作辩护。梁启超因病入当时代表中国最高医学水平的协和医院治疗，结果把健康的肾给割掉了。他却至死都对西医未置一词，还专门发表声明为协和医院辩解，用自己的生命为西医的发展铺了一块垫脚石。为了西医，也是拼了。
在科玄论战时期，学术界对阴阳五行也展开了讨论。
1923年5月25日，《东方杂志》刊登了梁启超《阴阳五行说之来历》一文，梁启超在文中说道：“阴阳五行说为二千年来迷信之大本营，直至今日在社会上犹有莫大势力，今当辞而辟之”。梁启超将阴阳五行视作迷信，当“辞而辟之”。吕思勉对此颇不认可，作《辨梁任公阴阳五行说之来历》一文进行辩驳。吕氏开篇便指出“梁任公先生，学问渊博，论古尤多特识，惟此篇颇多武断”，“此篇之误，在过信经而疑传。故谓'阴阳两字相连，表示无形无象两种对待性质，自孔子或老子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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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和服的章太炎
两年后，章太炎作《论无脏腑五行无定说》，引起第二次阴阳、五行、运气存废之争，与梁氏作《阴阳五行说之来历》不无关系。此后十年关于阴阳五行学说文章仍然不时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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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
而同为“戊戌变法”领导人之一的康有为更是可笑，康有为一面上书光绪皇帝，痛陈国情时弊，极力否定阴阳五行、中医等中华文化；一面创建强学会、南学会、保国会等维新团体，效法日本的“明治维新”，取缔中医，大力推行君主立宪。后来因变法失败，而流亡海外。
曾七过太平洋、五入大西洋，三渡印度洋，一进北冰洋，甚至还进了北极圈，在瑞典买小岛，在海外成立“保皇卫清股份有限公司”以众筹旅游世界的资金，又成立房地产公司炒房，甚至连着娶了六个妻妾。由于房事劳累过度，康有为深感体力衰退，力不从心，但他坚决反对中医补肾益精、益气养血等恢复体力的方法，而是瞒着家人偷偷住进一所德国医生办的诊所，换了一付4岁公猿的睾丸，结果因手术失败而一命呜呼，时年6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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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认为：“中国九流之学，如堪舆、如医药、如星卜，若五行支干之所分配，若九星吉凶之各有主，则虽极思，有不能言其所以然者矣。无他，其例立根于臆造，而非实测之所会通故也。”严复在一次讲演中说：“金胜木邪，以巨木捶击一粒锡，孰胜之邪！”严复曾写信告诫其甥女：“听中医之言，十有九误，切记切记！”
对于1895-1910年代在学堂里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人及那些后来选择了革命道路的人来说，能发生那种刻骨铭心般影响的无疑是严复的《天演论》与梁启超主笔的《清议报》《新民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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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一本《天演论》把“适者生存”介绍到中国，胡适因此而更名，“落后就要挨打”也成了尽人皆知的名言。然而，严复翻译错了，赫胥黎的《伦理学与进化论》的本意，是为了维护达尔文学说的严肃性，他自称是达尔文的一条咬狗。因为西方殖民主义者为了扩张的需要，已经把只适用于生物界“物竞天择”的进化论，泛化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赫胥黎的眼里，人都是上帝的子民，应当人人平等，落后了就应当获得帮助，怎么能够落后了就要挨打？人类社会需要的是伦理学。尽管理论上赫胥黎说得非常明白，然而，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希特勒高叫消灭劣等民族等主张，仍然不能说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无关。
在1930年代，围绕东西方文化科学的关系问题，文化界曾出现过一场争论。争论的一方以张君励为代表，另一方以丁文江为代表。这一场争论，后来被称之为科学与玄学之争。虽然历时不长，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其影响却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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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丁文江印象》一书中曾一首“寿高梦旦联”：“爬山、吃肉、骂中医、年老心不老；写字、喝酒、说官话，知难行亦难。”自然，这是一首谑联，不能作为历史文献去解读，但这里将“骂中医”作为长寿的一种秘诀来行，却颇显中医沦落至此矣。“骂中医”也成为五四以来西化知识分子的一项饭后运动，而这运动的背后却暗含着“五四”激进主义知识分子对包括中医在内的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这运动的主角便是丁文江，此外还有陈独秀、傅斯年等等一大批学者。
科学与玄学的问题，其实是中国在近代文化变(即“新文化运动”)中一个至关重要，甚至最根本的问题。说到底，这是涉及到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文化科学之问，是并存关系，还是敌对、相斥关系的问题；是涉及到中国近代文化变能否成功的问题；甚至是涉及到国家命运、前途的重大问题。本来，玄学指的是“玄而又玄，众妙之门”的道、德、理、气、太极、阴阳之学。亦即关于万事万物生成、变化原理的大学问。这无疑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部分。而实质上，这场“科玄之争”的核心问题就是“阴阳五行”的存废问题。
遗憾和不幸的是，“科玄之争”的“两方面说了许多玄学、科学，却始终不曾诊定玄学与科学之意义与范围”。这就是说，关于什么叫“玄学”、什么叫“科学”如此重大的、关乎“玄学”与“科学”的“正名”或者“定义”的基本问题，自始至终并未有明确的诊释。
所以，“科玄之争”是一场没有讨论底线，没有学术标准，相争而不曾相识，相战而不曾交手的争论，彼此擦肩而过，然后草草收场。这一场争论，只是进一步确定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两个立场相反、含义不明的空洞“口号”。而且在后来，这两个“口号”多次沦为中国学术、文化界相互攻击、无情打击的棍子。然而不无讽刺的是，这两种“体”究竞如何区别，至今没有定论，了犹未了。
【四】
“科玄之争”后，随着西学日昌，中学式微，“玄学”二字在中国逐步变成了贬意词。道、德、理、气、太极、阴阳之学，从此长期被包围在种种非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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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着日本和服的郭沫若
在此前后，接受过西方文化科学知识的严复、章太炎、胡适、鲁迅、郭沫若等人，发表过许多针对中医阴阳五行理论的议论。他们不了解中医的藏象、病机理论，评判的标准完全出自西医的生理、解剖；他们不了解中医的阴阳五行理论，议论的根据或是中医学之前阴阳五行的雏形，或是相命、占卜者留给人们的印象。阴错阳差地给中医及其阴阳五行理论，戴上了封建、迷信、落后、糟粕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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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自珍
清季以来，自龚自珍（1792-1841年）开始反对五行学说，梁启超（1873-1929年）、章太炎（1869-1936年）等继之。
章太炎写《论五脏附五行无定说》等进行专题批判。但从他毕生对医学的研究看，他对待五行学说(包括五运六气)大抵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认识过程。他在晚年论及医易关系时指出，以八卦与五行推演出了生克关系，以其平衡之理应用于医疗科学。他早年否认五运六气，晚年也有所转变，他在《医话》眉批按语中说：“不知六气三候，而欲按病疏方，则人人能为医矣。此本专门之技，岂文儒泛滥者能袭取。”深思敏学而改变观念，表明章太炎之学问是与年并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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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在流亡日本期间，有机会阅读大量宋、明医书精本，通过对比研究，发现近世诸医多遵《内经》《难经》之阴阳五行学说，他认为这是造成中医迂腐、良医甚少的主要原因，“盖精医者甚少，如彼五行六气之论，徒令人厌笑耳。中医今日未必无良医，但所谓良医者，亦但富于经验，而理论则踬焉，恐笔端必有五行六气字样”。
章太炎考证得知，《伤寒杂病论》摒弃了五行（恰恰相反，仲景在《金匮要略》中还用五行生克理论来说明肝病实脾的治未病重要性），“近世多信远西医术，以汉医为诬，如其征效，则汉医反胜，然而寻责病因，辞穷即以五行为解，斯诚诬说，仲景所不道也”，“不拘五行生克之论者，盖独仲景一人耳。”
章太炎还认为，五行附会五脏从其原始就存在致命的弱点。“何者？易之八卦，与地、水、火、风相应(乾巽皆风，坤艮皆地，坎兑皆水，离震皆火)。天生诸行，材朴虽多，大齐止于四端。诸体坚奕，皆属于地；诸液流清，皆属于水；诸气动止，皆属于风；诸焰暖明，皆属于火。五行家分金于土，已稍支离，又益于木，则有生与无生者并，其去物情愈远”。
并指出，后世医家的五行六气理论皆源自《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六气风、寒、燥、湿、热、火(热即君火，火即相火)，感于形躯，五脏六腑应之，此论病至切者也。五行之于脏腑，本非剀切，特议有相似者，校以六气，则实不过地、水、火、风四事。湿土燥金虽殊，言五行者肺为金，言六气者复以肺为太阴湿土，言五行者胃为土，言六气者复以胃阳明燥金。此则燥湿有异，金土无别也。尝试论之，昔之良师，极深研儿。其言五行，以有生与无生杂糕，又分金土为二，何其乖刺不循于理哉”。
我们可以看出，章太炎号称国学大师，但在国学的常识上犯的低级幼稚错误实在是太多了。乾兑为金，坤艮为土，坎水离火，震巽为风，这是国学常识，章太炎非要牵强附会的往释学“四大”上靠，而且靠的还不对。中医的五运六气理论与《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有同源性，但并没有源流性。中医外行说中医，说的头头是道，说的中医内行都无法插嘴、不知何处辩解了。
章太炎在他的《医论》中，对中医的实和方法论全然不顾，把眼睛盯在语词、概念和一些枝节上。他虽然算不得什么近代科学主义者，却完全以西医为标准论说中医。他把“经脉”等同于“血管”，把“三焦”等同于“淋巴腺”，把“阴毒”等同于“鼠疫”……他把矛头直指中医的藏象理论，提出“五脏附五行无定说”。
章太炎提出，后世医家只根据《内经》《难经》的五行理论来指导临床很是不妥，不应再用其指导中医临床。“就在二家成说之外，别无配拟，也未必不能通也，今人拘滞一义，辗转推演于藏象病候，皆若言之成理，实则了无所当，是亦可以已矣”。
章氏在《论五脏附五行无定说》“五行之说，昔人或以为符号，久之妄言生克，遂若人之五脏，无不相孽乳，亦无不相贼害者。晚世庸医藉为口诀，则实验可以尽废，此必当改革者也”。
因而批评《黄帝内经》和《八十一难》说：“所说脏腑部位经脉流注，多与实验不相应”“五行比傅者，尤多虚言”；“五行五运不可据也”……他不懂五行是建立在中国古天文学基础上天人合一的一般系统理论模型，而误认为中医的藏象是“五行比傅”，其实他才是望文生义，用西医的语词、概念来“比傅”中医。这种不顾名实关系，从语词到语词、从概念到概念的所谓考据，其实是对中医理论体系真正的歪曲和篡改。
所以，他完全不像一位国学大师，倒像一个固执、自负、狭隘的书蠢。如果他能够像冯友兰那样—胸中先有一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国哲学简史》的看家学问，相信不会把《医论》写得那么支离破碎，更不会舍本逐末、顾名不顾实，以西医的概念对号入座地歪曲和篡改中医了。
可见在中医史上进行革新、弃用五行者，是民国时期的国医们。而极力批判五行，首先明确提出弃用五行者，是“国学大师”章太炎。
【五】
民国名医的成长与医学主张无不与所谓“国学大师”章太炎有关。
当时在上海江浙地区，章太炎结稔一大批中医名家，如恽铁樵、王一仁、唐慎坊、王慎轩、秦伯未、许半龙、严苍山、陆渊雷、刘泗桥、徐衡之、章次公、章巨膺、谢诵穆等人，包括取消中医派的激进人物余云岫，他从1907年在日本即追随章太炎先生，除对中医发展见解不同外，对章太炎先生一生待从，言必称师。
恽铁樵“因读《章氏丛书》，斗觉早岁从文，下笔即摹仿桐城声调，为未闻大道，始弃去诗古文词，专治医学。”晚年“养疴吴下，所居的侍其巷，也是太炎先生所让给他的。”
叶橘泉因“读了章太炎的《猝病新论》……从中受到启发”走上专门治医之路，“时常请教章太炎先生，……博学大师的箴言，使人膺服，终身难忘。”
章次公也因读了章太炎的医论而拜师于门下。
1925年，恽铁樵、章太炎、张破浪共同组织了“中医通函教授学社”，所用教材即是章太炎的《猝病新论》。
1927年，王一仁、秦伯未、许半龙、章次公等创立了中国医学院，公推章太炎为首任院长。
1929年，由陆渊雷、刘泗桥、章次公等发起的上海国医学院成立，章太炎鼎力赞助，首任院长。
1934年，苏州国医学校创办国医研究院，特聘章太炎为苏州国医学校名誉校长和国医研究院院长，其校长唐慎坊曾感叹：“太炎先生提倡国医之念颇挚，慨允吾校名誉校长，泰山北斗，众望所归。今岁新创研究院，又慨允院长。先生者，天下之大老也，吾校之荣誉为何如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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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次公
因章次公受章太炎先生影响，以为五行学说可以废弃，故在《新中医药》上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文见《经验集·医论篇》)，以致同道纷纷提出商榷，后来章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遂于1957年秋间在《健康报》上发表了改正意见，等等这些。足可见章太炎在近现代误读中医史中的关键地位。
恽铁樵、陆渊雷、章次公、陈存仁等一批年轻的中医人士在章太炎的肯定与提携之下，更加勇猛地为国医的“自立自新”而奔走呼号。
如恽铁樵提出立足中医，以近代科学和医学加以诠释的改进中医主张，陆渊雷提出中医科学化的主张，还有丁甘仁、王一仁、秦伯未、叶橘泉、章次公、陈存仁等，他们都为中医的去阴阳五行化而追随章太炎一路。
章太炎的社会地位与社会影响力足以对中医学的生存与发展方向起到引领的作用，可惜，是反面的。
另一方面，考查近代中医学术走向，也不难看出，近代中医学对现代中医学发展的深刻影响，如重视《伤寒论》的研究、中西医结合等。因此，研究近代中医史不仅可以理清中医史在近现代中的一些问题，而且对清醒理智的认识中医的堕落与迷乱有一个很好的借鉴价值。
章太炎作为当时被中医界赖以仰仗的所谓“国学大师”，他的一些医学思想不仅影响了当时的一批名医，直接或也间接地误导和影响到了近代、现代中医的发展方向。至今，章太炎依然是伤寒方证相对派胡希恕冯世纶等一众的精神教父，这不是个例，而是一大批鄙视中医主流理论的方证相对派的“共识”。
所以，做为“国学大师”的章太炎举起了批判阴阳五行的大旗，撰写论文、办讲习所、杂志，宣扬其主张，在近代中医史上留下了一个大大的污点。
他为上海国医学院院刊提名并拟定院刊声明，郑重标明：本刊内容一洗阴阳五行之说，欲以科学解释中医。他的主张和思想，影响了当时的不少医家，如陆渊雷、恽铁樵等，他们注解《伤寒杂病论》都不用阴阳五行理论。
章太炎认识到，由于历史等原因，摒弃五行困难重重，他在《中国医药问题序》中还煞有介事、语重心长、“苦口婆心”的说：“自《素问》《难经》以五行内统五脏，外贯百病，其说多附会。逮仲景作，独《伤寒杂病论》平脉篇、《要略》首章一及之，余悉不道，于是法治切实，方剂广博，而南朝诸师承其风，以为进化，诚然，隋唐、两宋惟巢元方多说五行，他师或时有涉及者，要之借为缘饰，不以典要视之。及金元以下，如守真、洁古，明清之景岳、天士诸师，虽才有高下，学有疏密，然不免弃六朝唐宋切实之术，而未忘五行玄虚之说以为本。尤在径心知其非，借客难以攻之，犹不能不为曲护；徐灵胎深低阴阳五行为期人，顾己亦不能无濡染，夫以二子之精博，于彼众口雷同终无奈何，欲言进化，难矣”！
从章太炎的著述看，他对中医学的认识有很大局限性。总的说是他的医学思想贯穿着经验主义的思绪，集中表现在1929年他为《自强医报题辞》上，虽仅仅61个字，却明暗曲直：“取法方东，不震远西；下问铃串，不贵儒医。通天人、陈五运者，医之稗黄；多议论、少成功者，虽是亦非。道不远人，以病者之身为宗师；名不苟得，以疗者之口为据。”
重实践、戒空谈诚为至理，但重视理论的儒医和讲求人与天地相应和五运六气者并非医之稗黄，病人可堪为医生的老师，但是，系统地把握中医理论和用理论指导临床才是医生乃至医学提升的关键。
他甚至还直言：“夫医者以愈病为职，不贵其明于理，而贵其旋于事也；不责其言物，而责其治有效也。苟治之有效，无异于得鱼兔，安问其筌与蹄为。”医生仅凭经验不知医理，求其然不知所以然，焉能有所造诣，中国传统医学长期没超越经验医学的境界，与一贯的讲求“但求鱼兔，莫问筌蹄”的实用主义的影响不无关系。
章太炎还提出过“三劫论”，认为中医掺入阴阳五行、道家仙方用药、佛教及理学是中国医学的三次劫难。其实，正是这些子学和文化因素参与构建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大厦，才为中医学稳固了内核、增添了活力。
【六】
继有中医世家背景的温病家袁桂生在1915年明确提出废五行的观点之后，真正挑起阴阳五行存废之争的是余云岫（1879-195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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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其成名作《灵素商兑》中考证了我国传统医术的渊源，断定“灵素之渊源实本巫祝，宜其笃守阴阳五行之说而不之司也。”然后用近代物理、化学等知识来阐释阴阳五行都是穿凿附会之语，“是绝对不合事实的，没有凭据的。”“虽繁枝茂叶，皆幻象耳！”还抨击“吾国一切学术皆蒙阴阳之毒，一切迷信拘牵，皆受阴阳五行之弊”。
桐城吴挚甫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中医所称阴阳五行等说，绝与病家无关。” 1929年余云岫又著文强调说：“吾之破坏者，阴阳也、五行也、十二经脉也、五藏六府也、气运也、六气也、脉学也。”因为“夫阴阳五行、十二经脉、五藏六府、五运六气之说，既不能成立；分部候藏之脉法又复荒诞不经，则旧医对于病之智识当然可以根本取消。”万变不离其旨，破坏的目的还是要取消“旧医”。
以阴阳五行、五运六气为基础的六气之说此时也被攻击。最早系统批驳六气说的是余云岫的《六气论》，后陈独秀说：“医……想象之最神奇者，莫如'气’之一说；其说且通于力士羽流之术；试遍索宇宙间，诚不知此'气’之果为何物也！”
l934年傅斯年在《所谓国医》中则把五运六气都斥为“胡说”。中医界诸人对此从理论和时间方面都予以了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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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
恽铁樵著《群经见智录》，提出了“四时五脏”的观点，认为四时是万事万物变化的支配力量，由四时的风寒暑湿产生了六气；生长化收藏产生了五行，再由四时五行派生出五脏，因此四时是内经的骨干，“内经之五脏非血肉之五脏，乃四时的五脏”。他从方法论的高度揭示了中医理论，特别是藏象学说的秘奥，有力地捍卫了中医。赵寒松等人则以中医学的概念解释了内外两方面的风、寒、暑、湿燥、火六气，说明了六气致病的道理和以之为治疗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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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云岫的废医言论则首先表现在他对子学、天文历法、律吕的无知。《灵素商兑》被认为是余云岫批判中医的奠基之作。
在《灵素商兑》中指出：“所谓阴阳者，犹物之有表里、动静，数之有盈虚，度量之有修短、轻重，动植之有男女、雄雌，……自阴阳家言之，以配天地，以统万物，遂为不可思议之种了。《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又曰：'积阳为天，积阴为地，阳化气，阴成形，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是则彼所谓阴阳者，神秘不可思议为造物主宰。”他草草得出结论：“阴阳之说与其纲纪万物之法至谬误疏陋，不足为精审学术之根基也明矣。”
他对五行的批判是：“五行者，五原质也，……今则化学，明知成物之原已有八十，然则已变为八十行，非复可墨守五行之旧目矣。”寥寥数语，将阴阳五行学说推翻殆尽。
从余云岫对阴阳五行学说简单而武断地批判中可以看出，他基本上不理解阴阳五行学说的物理本质及其蕴含的量化干支精髓，以机械唯物论为唯一尺度，忽略了自然科学表象背后无穷尽的物理基础。如把五行简单地解释为化学上的五元素说，把阴阳五行统统视为玄虚之学，无不真实反映了余云岫的机械唯物主义思想和以实证科学卖乖。
【七】
曾留学日本的陈独秀（1879-1942年），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在新文化运动中极力呼唤民主与科学声讨专制与蒙昧，对中国封建文化“鞭挞”的同时，将中医列入封建“糟粕”予以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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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敬告青年》一文中说：“(中)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袭古方以投药饵，其术殆与矢人同科；其想象之最神奇者，莫如'气’之说；其说且通于力士羽流之术，试遍索宇宙间，诚不知此'气’之果为何物也。”
他在《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一文中，把东西、新旧看成是水火不容的两极，充满了“形而上学”的色彩：“若相信科学是发明真理的指南针。像那和科学相反的鬼神、灵魂、炼丹、符咒、算命、卜卦、扶乩风水、阴阳五行，都是一派胡言，万万不足信的。因为新旧两种法子，好像水火冰炭，断然不能相容，要想两样并行，必然弄得非驴非马，一样不成。中国目下一方面既采用立宪共和政体，一方面又采唱尊君的孔教，梦想大权政治，反对民权；一方面设立科学的教育，一方面又提倡非科学的祀天、信鬼、修仙、扶乩的邪说；一方面提倡西洋试验的医学，一方面又相信三焦、丹田、静坐、运气的卫生；我国民的神经颠倒错乱，怎样到了这等地步！” 这样的言论无疑是刻薄和无知的。
气是中医学基本概念之一，中医重气化，西医重形质是清末以来医学界流行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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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渊雷
对此，陆渊雷著《从根本上推翻气化》云：“六气原出五行，为欲配合三阴三阳，故增五为六。至于所增者何以是火，三阴三阳何以与六气如此相配，……而皆无理由可说，吾故谓'六气根本无理由也’”。依陆氏之论，推翻气化，即推翻中医自认为的长处，认为气化之谈是无理之说，是由于他对中医基础理论也是一知半解、未从天人之学实质上看待气化之过。
民国名医施今墨先生十分重视经典理论的学习，他主张将《内经》的基本观点择要编入华北国医学院的中医基础理论课中，供初学者学习研究。但是对运气学说等深奥理论，认为与临床关系不大者，学习中医者无须深究。这也体现了当时中医界对于中医阴阳五行、五运六气理论知之甚少或不求甚解的事实。
《中国医药月刊》是民国时期中医界有名的中医杂志，是由“北平中医学社”主办的中医药杂志。“北平中医学社”成立于民国二十五年，1940年几成停顿状态，“由董事长施今墨先生及本刊编者董德懋氏重为整理，一切社务加以刷新，并已蒙北平市署准予备案，临时政府予以登记”。总编辑是董德懋，社长张遂初，董事长为施今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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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中对中医基础理论如“阴阳五行”争论很激烈，创刊号《宣言》中明确提出了反对阴阳五行的观点，《中医应有的觉悟与未来的新动态》文章不但明显支持《宣言》中提出的批判阴阳五行观点，且言词更为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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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药月刊》连续发表此类长篇文章，主编亦亲自撰文，可见这些观点在当时中医界已引起了巨大的混乱。但阴阳五行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核心，否定它就是否定中医学的理论基础，必将受到中医界明白人的反对，故杂志中同时登载了推崇阴阳五行与之完全相反的观点。杨则民的《内经之哲学检讨》是对否定阴阳五行学说的有力批判。时至今日，否定阴阳五行与推崇阴阳五行论点的争论仍在延续，这也是近、现代中医界堕落到数典忘祖的极好佐证。
1932年，为了打击“迷信活动”，北平市卫生处初步拟定了一份彻底取缔阴阳生的办法。此事引起极大的抵制与反抗。国医会拒绝签注意见，他们坚持认为，阴阳生之业是一门流传古老的技术，有学理依据，非一般的迷信行为。“营此业者，虽无学说，历有传授。例如死伤服毒等情均能证明，确有把握。又如死者掐在某指某纹，即知何时身故，撒手握拳，分别自死被害等情，历历不爽。且开具殃榜，亦其所长，以此沿袭既久，历行无并，尤能鉴定清晰。”阴阳生所用之法“乃《汉书》所载阴阳家流传之遗物，既非空言塞责者可比，又与荒谬迷信者不同，此其不可废者也。”
可见，由于在基础理论方面的不同，在“迷信”的问题上，东西方文化背景下的理解差异还是极为明显的。
【八】
严格说来，中医堕落到公开否定阴阳五行、五运六气的国医阶段，其批判思潮的重要影响因素除了西学东渐、中医理论混乱及中医人自卑的因素之外，还有就是日本汉方古方派的废医存药思想的影响。
在《伤寒论》研究的过程中，批判思潮的形成可追溯至方有执、清之喻嘉言，是喻昌的批判思想首先影响了玄医，玄医的批判精神复为古方派医家发杨，批判的范围亦被扩大化，被古方派扩大化了的思想又反过来作用于近世《伤寒》注家。
我们知道，方、喻二氏批判的是王叔和，反驳的是成无己，认为其颠倒了仲景原文，误释了《伤寒》本意，并未批驳《内经》及金元医说。而近世《伤寒》注家对前人注解的批判已是自不待言，如在陆渊雷《今释》、阎德润的《评释》中皆有“随文敷饰，了无心得”、“假借运气，附会岁露，以实效之书，变为玄谈”等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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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无言
除此，对《内经》及金元医家亦进行了批评。余无言于《伤寒论新义·论阴阳》一节中道：“阴阳之说，《素问》为甚，全书所记，指不胜屈……，战国时知医者，乃托名黄帝而著《素问》也，又托黄帝名遂杂以道家言，故阴阳、五行、运气等说亦拉杂采入，以示医学之高深，亦大谬矣，故吾常谓《素问》之学说，吾人能取而用之者，仅占十分之三，而十分之七为无用，惟仲景《伤寒论》全部皆可取而应用之”。
陆氏在《伤寒论·叙例》中亦认为“金元以后医家，困守《内经》，莫能自拔，单词只义，奉为金科，驰鹜空言，不验实效，其谬于科学片宜矣”、“乃知中医取戾之道，固在医经，不在经方”。
若将余、陆二氏之语与香川修庵在《一本堂行余医言·自序》中云：“再取《素问》《灵枢》《八十一难》始终纵横，诵读数遍，乃掷书愤起曰：邪说哉，奚用是为……，次取张机《伤寒杂病论》反复熟读四三年，以为古今医人之翘楚，无复出其右者”，
以及山胁东洋在《养寿院医则》所言的“素灵二书，捃摭古言，杂以阴阳道家，盖秦汉好事者所为，冒以轩岐者，斯其重言耳，虽间有二三可取者，岂足为我道根柢乎”作比较，读者会作何感想呢？
或曰：近代《伤寒》注家对阴阳、五行、运气说的否定，是缘于近代医界的阴阳、五行存废之争，而非受古方派的影响。
诚然，在我国医界的近代史上有过两次阴阳、五行存废之争的史实，但那是1915年和1926年的事，且首次之争仅及五行，由神州医药学会会员、中医世家袁桂生发起，第2次除五行外更涉阴阳、运气，以章太炎《论五脏附五行无定说》为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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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日本古方派废止阴阳、五行的思想却是在1700年左右，山胁东洋言“阴阳者……，五行者……，秦汉好事者，妄意骄僭，欲媲诸大道而饰其业，遂神明其道，邃奥其说，强配人身，以天地之道，自谓拓开我业之渊源，娇饰衒售扬扬如也，殊不知与先圣之说支离背驰，别成一家之陋也”。对近代中医的影响巨大。本来我们是源头，是老师，最后倒是学生反过来教老师教过的东西，这是多么大的讽刺，而且教的还是有形无神的最表面的东西。
实藤惠秀所著的《中国人日本留学史》记载了甲午战争之后中日交流的盛况，从1901-1939年中国留学生在日本毕业者达11966人之多，医药毕业生达414人，废止中医派的中坚人物余云岫，即毕业于日本大坂医科大学，另一强有力的倡导者汪企张竟与其为校友。
汤本求真的《皇汉医学》于出版后的第2年，旋被译成中文(1928年)，陈存仁赴日考察，集日本汉方医书93种，编纂而成《皇汉医学丛书》，于1937年出版发行，其中即含有大量的日本古方派著作，特别是古方派鼻祖-吉益东洞的著作，几乎被收录无遗。故这种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近世《伤寒论》的研究者，为阐明仲景学理，证《伤寒论》之科学，力避古人玄虚空张之说，在《伤寒论》的注解上，广征当时被认为是科学的西医理论，而不采传统的五行、运气，这是近代注解《伤寒论》的一大特点。
有学者列举了近代注《伤寒》者10家，计有恽铁樵、曹颖甫、黄竹斋、陈伯坛、张锡纯、陆渊雷、包识生、阎德润、余无言、谭次仲，其中竟有5家涉及细菌(恽、陆、阎、余、谭)。
强调细菌说最强烈者首推陆、谭二氏，陆氏以为欲明《伤寒》，非借细菌说不可，谓“凡流行病，皆有病原细菌为原因，菌之使人病也，若以其成群结队之细菌，直接为害人体或分泌毒质以害人体”。谭氏的《伤寒论评志》说细菌者处处可见。
近世医家所以废以五行、运气释《伤寒》之法，主要原因之一即在五行、运气太涉玄虚，而目不可见，而细菌的存在及致病性已为当时科学所证实，是有形可睹的。
若将陆、谭二氏的著作与汤本求真的《皇汉医学》作一比较，就会发现陆、谭二氏受其影响之大。
汤本氏认为“张仲景所著之《伤寒论》及《金匮要略》二书，前者所主为伤寒，即述肠伤寒之诊断疗法”、“此书是阐明同一伤寒病侵入，因各人察赋体质有差，病毒所在之异，发现症状不等之理由”。
肠伤寒是由伤寒杆菌所致，故欲明伤寒则必知细菌。陆氏受《皇汉医学》的影响可谓最深最重，《伤寒论今释》引用汤本氏之语处处可见。陆氏在注解上与汤本氏如此相同，在认识观念的转变上，亦可看出其受《皇汉医学》的影响。陆氏在1931年初版之《今释》中云：“作意不许细菌学说，释发热恶寒为造温散温之变”，而在1940年版的《今释》，则刻意以细菌说释《伤寒论》了。
建国之后各版中医教材，在阴阳五行学说之前，都冠上了“朴素唯物论”、“自发辩证思想”的定语。而在“朴素”与“自发”的文字里，任何人都会从中读出落后、过时、不成熟的意思来。
所以中医在困守着“唯物辩证”一说的同时，便将自己置身在“朴素”、“自发”定语之下。这期间，很少有人对于中医阴阳五行学说到底包罗了哪些方法论内容这一问题，用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去研究、去思考。
【九】
在此之后，阴阳五行学说又经历过几次被废除、摒弃的危机。
20世纪50年代，中医界曾对阴阳五行的科学性进行了一场论战，批判、扬弃占了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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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今庸
李今庸就在《读医心得》中说：“五行学说的辩证法思想，是不彻底的”，不能把它当作疾病发展的普遍规律到处搬用，“如果把它在医学中的作用稍一夸大，就要陷入唯心主义。”把五行说的缺点说得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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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铁涛
就连邓铁涛早在60年代也说过：“阴阳五行学说指导中医的发展达数千年，但在创造我国新医学的今天，特别是未来的明天，不一定非采用阴阳五行学说不可。祖国医学与现代自然科学结合之后，将会起到质的变化，可能不再运用阴阳五行这一理论。”
后来邓铁涛自己仿照五行学说提出了一个“五脏相关”学说来混肴五行理论逻辑，以达到否定五行学说的目的。但邓铁涛2006年曾说：“我过去错误的认为运气学说是玄学，现在应该重新认识它”，这即说明阴阳五行、五运六气的客观性，又说明了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在现代中医界的认识中仍是具有很大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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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著名中医专家岳美中教授面对废除阴阳五行的声浪，一针见血地以《论五行学说，先要懂它》为题，在《中医杂志》(当时名为《新医药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短文。他诚恳地劝告人们，在五行学说上要首先了解四个问题。第一，它的起源和演变；第二，它是如何引用到中医中来的；第三，是如何说明脏腑的生理功能与相互联系的；第四，是如何说明病机转归的。这四个无言以对的源头性的问题，智慧地平息了那一特定环境下废除、摒弃五行学说的浪潮。
在科学中，任何一门学科的存与废，都应当是该学科精英们共同关切的至关重要的学术问题。而岳美中先生冒天下之大不讳，并且苦口婆心所呼吁的，竞然是以教导小学生的语气，提示着“先要懂它”这样一个入门性的问题。
中医人不懂阴阳五行，却一次次大谈阴阳五行的存废，这到底因为什么？数十年来如此，而且今日亦然，这到底又因为什么？所有身在其中的人们，难道不应该深刻地想一想，深入地加以研究吗？
随着现代中医研究的深入，现代中医理论最终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将放弃阴阳五行与医学浑然一体的状况，现代中医理论也将在发展中得到新的改造并赋于新的现代科学内涵，由现代中医自身的所谓科学特质决定了中医理论从阴阳五行的学术体系、学术土壤、学术培养基中分离出来的必然性。
我上大学的时候，学的教材就是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的高等医药院校《中医基础理论》教材，在解释阴阳五行学说理论时，强调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是两种哲学学说，描述阴阳和五行学说的产生时，却没有考虑到现代中医们自己经常说的中医的整体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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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藏象经络及病因病机等重要章节里，并未再有关于五行的任何系统介绍及中医推理，关于阴阳也只是寒热的普通说教而已。与内、难、伤寒等中医经典的中医逻辑相去甚远。而该教材历经32次印刷，使用20年未经修订和改版，这对于以后学习中医的人影响非常大。
使许多人认为，阴阳与五行是两个互不相干的思维和体系，限制了对阴阳五行整体的研究发展，并且留下了悬念。如在针对人体分析时，没有说明在什么条件下，用阴阳思维或者五行思维，来解释人类在自然界中存在各种相互关联的现象，以及也无法解释人体本身存在的气血、经脉、藏腑等之间的相互关系。更没有说清楚藏象经络、病因病机、六淫七情发病等与阴阳五行的必然联系与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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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医认为阴阳五行学说阻碍了中国传统科学的发展。干祖望就说过“五运六气就是一张废纸”。
以邢玉瑞为代表的一大批现代中医学者，在没有参考《黄帝内经》的前提下认为，由于阴阳五行学说在比较、描述事物时，将一些本质属性不同的事物混合在一起比附，抹煞了各种事物在质的规定性上的差异，这种类比联系既有感性经验基础上的理性体验，也有以原始思维为模式的强制性附会，它以特征同一、效能同一、聚合同一、关联同一而机械地将大千世界的万事万物作五行归类、阴阳区分，形成了一个先验的认识和解释图式，对中医学的发展起到了阻碍作用。这实际上是对于阴阳五行理论知之甚少的一种学术露怯。
再如非中医人士刘长林认为，五行关系是阴阳关系的展开。以四时阴阳为基础的五行是意象概念，其内涵不是什么抽象共性，而是自然状态下事物与春夏秋冬四时的感应关系。
萧汉明认为，中医学以天人合一而著称的理论架构，是由藏象系统、运气系统与经络系统三个网络板块组合而成。其方式虽然不是对复杂矛盾体的内部众多连接方式与结构状况完整的反映，却是研究复杂矛盾体中纵横交织的矛盾关系所不可缺的。因此，研究中医的网络思维可以促进当代哲学的发展。
可见，这些学者们都是在自发性的逻辑范围内，恣意驰骋于意淫的快意江湖，彼此说着一些不着边际的逻辑语言，实则不知所云。或陷入逻辑陷阱、或陷入数字游戏、或陷入现代科学的概念中不能自拔、或自创一套不知所云的文字体系等等，总之一切都漂浮在空想的基础之上。既不符合阴阳五行的中医自身规律，又不符合现代科学的物理逻辑，一意孤行。
表面上看，好像是在为阴阳五行进行现代逻辑解说，实则是在混乱本已很混乱之中医阴阳五行逻辑的逻辑了。这一招很阴险，迷惑性很大，阴阳五行就是这样被悄无声息的一点一点蚕食和尘解。
【十】
德国慕尼黑大学东亚文化研究所M·波克特教授，是第一位严厉批评中国人背离阴阳五行学说的外国人。
他强调：“中医是成熟的科学，而且在两千多年前就达到了成熟科学的水平”。他说：“一定的方法学和技术，需要一套与之相适合的常规标准。中国的科学，特别是中医学，采用阴阳和五行作为常规标准，来达到定性标准的单义性。中国科学家反对使用阴阳五行作常规标准，正好像西方科学家禁止使用米制来表达定量陈述的单义性一样荒谬。”
他还说：“就医学而言，由于十九世纪西方文明的冲击，在中国人心灵上造成的模糊和麻痹，直到今天仍未得到克服，连一些中国的医学家和政治家都没有认识到上述事实……都是按照这种外来的教条主义和不合理的前提，发表议论和行事。都认为西医是科学的，相反……没有对中医基本方法论和认识论进行研究。”
现代中医理论脱离阴阳五行的实质就是完全否定它，但这是一种委婉的否定过程，就是走上现代科学理论道路的现代中医研究。
现代中医抛弃传统中医阴阳五行理论，用西医理论取而代之的“废医存药”的做法是极不明智的。如果将中医的临症看成一粒粒散珠，那么阴阳五行就像一根根红线，将这些珍珠串连起来，把经验编织成理论之网。
如果中医理论抛弃了中医阴阳五行理论，就等于抽掉了中医理论中的这一根根红线，那么中医就只剩下了几千年积累下来的宝贵经验，即这颗颗散在的珍珠了。
其实，民国乃至现代中医的那些“大师”们，之所以那么积极的否定阴阳五行、否定五运六气、否定中医，原因有三：一是不懂中医，所以敢胡说；二是庸医太多，所以敢胡说；三是西方医学、尤其日本医学及取缔汉医的影响。
这其中，中医体系自身的虚假繁荣与颓废、中医基础理论的混乱、中医技术的过于秘传及夸张，是主要内因。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如果中医内因不腐败，鸹噪外因的作用再强大，也不会留下取消中医的口实。如果内因乱了，那就只有自生自灭，与外因又有何干呢？
或曰：中医，形而上之乱。形而上者谓之道，即超越形器之上的一阴一阳。道，看似无形无象，却无处不在。世道乱，因为人心乱；人心乱，因为离道！世间学问大致分为两种，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现代科学、技术是从西方文化中衍生出的一种形而下之学，而中医决非单纯以科学技术可以概括、理解的，因为它既是形而上之道，又是形而下之器，它既是子学，又是艺术，它既超越科学，又包容科学，它全方位渗透于东方的文化精神和世俗生活之中。之所以如此，皆因中医源于道。
医道，非常道！离道，即曰不明。上不明，则下必乱！医道，乱世绝响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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